对越反击战时国家内迁边民边民说：我们人住着就是“活界碑”
公元968年，越南脱离中国的郡县统治，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国家。由于历史上的隶属关系，中越两国的疆域划分并不十分精确，历史上两国的边界纠纷不绝于史。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了《中法关于越南条约》。此后十多年的时间内，中越陆路边界上树立了300多块的界碑，这标志着中越陆地边界从弹性边界、模糊边界成为现代意义的条约边界，但这并未完全解决中越边界的疆域问题。1957年底至1958年4月，两国就边界问题换文，双方表示：愿意尊重原有边界线，在两国政府共同协商解决前，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有争议地段应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双方还郑重申明，这次文案互换内容，是两国政府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处理边界事务的共同原则。
然而1974年，越南单方面破坏了上述边界事务的处理原则。1974年7月，越南当局入侵我国边境前沿的那坡县，他们在境内挖界沟、筑界墙4000多米，践踏界约，将那坡县境内18.33平方公里的领土划为越方领土，强占耕地面积93. 87亩。针对这一事件，我国政府采取理性的和平方式解决：坚决维持边界现状，对越方挑起的边界纠纷，一定要坚持斗争，以有理由的辩论为主，不准开枪动武。若边民在纠纷中有对峙的情况，中方应及时与越方举行会晤，申明领土归属问题，建议双方撤回对峙边民。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越边境广西段第一次发生的较为严重的边境纠纷事件，中国政府秉承“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原则，坚持以理说服越南有关人员，这类方式成为自卫反击战宣战前夕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对越南外交行动的主要手段。对于国家的做法，边民表示认同，以国家大局为重，恪守这一原则。
那坡县那布村境内的水弄地区领土面积有2. 08平方公里，有中方耕地113亩，山林2437亩，两间小学校舍，马路8公里，16户人家共95人，该地区地处山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有许多珍贵木材，属战略要地。1968年以来，越南边防66次进入水弄地区巡逻、登记人口并带领越南群众维修马路。1973年至1975年，越方在与中方的会晤中，屡次提出无理要求：“水弄地区的人是中国的，但领土是越南的，中国边民应该搬家”。越南当局屡次造访水弄，给当地边民造成困扰，中国边民每次都耐心规劝越南人离开。1976年3月，越南保乐县各邦乡公安屯5名武装人员在一名越南干部的带领下进入水弄小学，强迫老师将校内的中国国旗换成越南国旗，校内师生奋起反抗，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这次事件与此前不同，越南边防公安将中国国旗换成越南国旗的行为引起了那布村大队的注意。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大队从各生产队抽调年轻力壮、枪法精准的民兵集中到水弄戒备，人手一支步枪以防越南边防公安再有过分行动。随后的时间里，民兵多次到水弄搭棚驻扎，在这一区的学校和民居周围巡逻，防止越南人随意入境进行破坏活动。
抽调至水弄的基干民兵接到禁止动武的命令，大家只能以说理的方式与入境的越南人对抗。这段时间里，最常见的对抗方式便是推操：遇到越境的越南人，民兵先劝他回国，若是不听就半推半劝强制其回国。若是中国民兵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越南亲友进入中国，便会好声好气地规劝。
那布村一带的边民的对国家政治的认同比较清晰，屹立的界碑在大家心中划清了政治认同的界限。大家很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而越南亲戚尽管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但界碑将其隔离在邻国，他们就是越南人。另一方面，相似的生活习俗与能够追溯的亲缘关系提醒着中国边民：我们和越南的侬族是跨国而居的同一个民族。这两种认同感时常在边民生活中交织，两国关系友好时，边民将基于亲缘关系认同摆在首位，于是出现了中国边民与越南边民互相探访的现象；当两国关系破裂，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边民心中的政治认同感便上升至首位。水弄距离洞洒屯约有2个小时的山路，近距离的国家利益之争让边民真实地感受到国家对边民的关怀，上到水弄驻守的民兵在巡逻的过程中，大家甚至还会发自内心地喊“中国土地，越南必败”这类饱含爱国热情的口号。
1977年初，越南推行“净化”边境的方针，将流越的中国边民驱赶回国，那坡县大批解放后流越的边民被迫回国，其中不乏许多在越南有一定财产之人。越方规定自行回国的华侨允许带走在越的财产，但越南国籍的媳妇不能跟着中国人回来，此举造成将近40户的家庭妻离子散。此时，国家对这些流越边民，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政策，在落户、房屋、粮食、生活用品等方面处处给予关照。
本着“睦邻外交”的原则，中国政府制定了对越“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坚持友好，适当斗争”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被政府细化成各种宣传材料，在边民中间发放。这些宣传材料以及时常下村宣传的干部将国家的外交方针内化进边民的头脑中。在民兵站岗放哨的过程中，若发现越南的平民百姓误闯边境，大家会念及往口的交情劝他回去。另外，这一做法有利于巩固边民心中的政治认同感。洞洒边民普遍表示，祖国在1970年代后期的外交方针展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风度。
随着边境冲突不断升温，中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军事机构、边境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1978年初，边境县开始修整边防巡逻路，保证巡逻路直达每块界碑，争取多修能通车的路段。一线村庄修筑防空、防炮洞，除经常受越方打枪威胁的村屯应该转移外，其他村庄要做到不疏散、不后退。1978年7月，边境的重要地段和边民经常出入的便道设民兵哨卡，协助边防部队和派出所。边境管理上，从1977年底起，那坡县人民很少出境。1978年12月，广西区下达《关于当前加强边境管理的紧急通知》，明文禁止出境。1979年4月，区内边境县前沿的公社划为边境管理区，实施边境管理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非管理区内的居民须有通行证和相关证明方能进入管理区。区内年满15岁的边民需申请边境居民证，以生产队为单位做好非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登记。
在这时，国家意识是稳定国家边疆的重要保证。在和平年代，大家也许并未强烈想到自己的村庄在边境，但当中越关系紧张时，处于前沿的他们就会较另外的地方的人提前嗅到紧张的氛围。国家得体的外交政策和体恤民情的举措都大大增强了边民国家意识。
洞洒屯附近的百怀隘与水弄不远，越南特工时常在夜间穿过洞洒屯到附近收集情报，边民的安危因此受到威胁。这一时期边境一带的村庄修了防炮洞以防万一，而洞洒屯太靠边境，防炮洞的修建过于明显会造成注意。为保证边民的生命安全，上级决定将全屯居民内迁3公里临时安置。一方面既保证边民安危，另一方面边民趁着到田地劳动或回老洞洒的时间向上级报告情况。
其实内陆人民当时对边民的第一印象便是战时艰苦的口子。但是边民自己不这么认为，上级将他们内迁保证安危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离开，他们说：“边境必须要有人居住，单凭边防部队和界碑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我们住着，就等于是个‘活界碑’！”边民们当时很激动，他们又说：“国家保护我们，咱们不可以只顾着被保护，住在前沿，我能传递一些越方那边的消息也好。”上级被“活界碑”这个词给震到了，经过反复劝说并承诺他们，等到安稳下来第一时间把他们送过来。
寻找一个能够安置多户人家的自然环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个地区首先要有足够的空间安置人家和牲畜，最重要的一点是隐蔽性好；其次，周围必须有水源满足村民日常生活所需。从1978年秋季开始，那布大队民兵营长苏志美和洞洒屯的队长陆志先开始了选址工作，先后将果邦和布命作为安置点。
果邦距离洞洒屯约有10分钟的路程，位于该屯的东北方向，是一片荒地。这里地势较低，周围的杂草很高，有很好的隐蔽作用。1978年10月，村中有关越南特工的消息闹得大家人心惶惶，于是村民决定夜晚外出躲避，仅留下民兵在屯里巡逻。大家找来茅草在果邦搭了能够遮风避雨的草棚。为了省去麻烦，结婚分家的儿子不另外搭棚，而是回到父母家里和兄弟姐妹一起睡通铺。白天，大家仍在老洞洒活动，学校正常上课；晚饭后，全屯人集体到果邦过夜，来回奔波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1978年底，越南开始向中国边境发动炮击。果邦原本就是作为洞洒屯的临时防炮点，但地势低，不利于长期躲避炮弹，于是苏志美和陆志先重新选址，最终确定布命。
布命距老洞洒约25分钟的路程，是在坡上的一个大山洞，隐蔽性非常好。山洞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天然形成的水沟，雨季时水量充沛，满足村民用水所需。而在山洞里面有一处天然泉眼，能够解决村民旱季用水问题。这里的居住环境虽不能和村寨相比，但相比果邦却要好一些。大山洞里面有十几个独立的小洞，正好成为每个家庭天然的家，多余的山洞还能作为猪圈牛栏。此时边境形势日趋紧张，为不造成大规模搬迁引人耳目，村民每天搬一点，将简单的厨具、御寒的衣被、劳动的工具、猪和鸡带来布命。每个家庭用几根粗木头平铺做床架，铺上竹片编成的床板做成大通铺，全家一起挤。大家习惯烧柴薪，但山洞通风环境很差，因此全屯集中在洞口做饭。大家在洞口简单地用石头砌成4个灶台公用。
家庭生活安置好后，另一件事情便是设猪圈。猪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气味熏人，但各家还是将其圈养在自家的山洞旁。1979年初，县政府以家庭为单位分配油毛毡，每家分得的油毛毡可搭一个35平方米的棚，一些人口多的家庭便分出部分人住棚，下雨天，油毛毡漏水，这些人就裹着防水的塑料布睡觉。
受战争的影响，洞洒屯正常的生活秩序自1978年秋季起渐渐被打乱，村民出行必须成群结队，以防不测。每天晚上，生产队长到每个家庭确定人数，禁止夜不归宿的行为发生。田间作业时，村民在劳动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放哨，若遇炮击，大家要立即到附近的防炮洞或山洞躲藏。有时炮击连续几天，村民只能留在布命的山洞里。若炮击的时间恰逢耕种锄草的最佳时机，村民也很无奈，错过了除草时机，他们很多人就会为粮食发愁，甚至还有些家庭在山上找木薯野菜充饥。
针对边境地区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政府给予高度关注。缺粮的家庭由大队上报至公社申请救济粮，1979年11月广西区财政局下拨80万元用以改善人民生活。国家的农业税也相应减免。
1978年秋季，中越边境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那布派出所约有13名干警，齐全；那布屯的部队营区中除普通官兵外还有一个加强连驻扎，约有40人；像洞洒屯这么“边”的村寨更是每晚召开会议，向村民及时宣传中越两国局势，准备好。在这样的环境下，边民全民皆兵，做好了随时参战的准备。
民兵是中越边境冲突时维护边境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兵分为两类：14至45岁为基干民兵，45岁以上至50岁为普通民兵，许多身强力壮的人在年满50岁后仍然参加民兵组织巡逻放哨。洞洒屯共有基干民兵20人，约为一个民兵排，剩下的村民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夜晚巡逻，普通民兵则是白天在田间放哨。
自1976年起，那布大队民兵营长便加紧安排民兵的训练。民兵训练一直都有，而此时的训练内容偏重射击打靶，其余军事技能作为辅助内容。训练每隔两个月一次，时长两天，对象以基干民兵为主。各生产队的基干民兵集中到大队，在民兵营长和那布部队战士的指导下进行训练。1978年秋季，边境局势渐渐紧张，公社武装部按照指示将枪、50发子弹和4枚手榴弹下发至基干民兵手中，以10天为限检查装备有无缺失。基干民兵开始夜间巡逻，每两人一班，实行两班倒察看村寨周围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发生。全洞洒屯到果邦的晚上，基干民兵则要在洞洒放哨，一种原因是看守村民财产，但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越南特工进村破坏。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洞洒一带不是战场，大家的生活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为保护边民安全，那布派出所派出两名公安干警到布命和大家生活。两名干警担心大家生火做饭的烟引起越南部队的注意，要求每个家庭必须在天亮之前准备好一天的伙食，其余时间禁止生火。这段时间，村民不再外出劳动，而是待在山洞里等待战争的结束。部队不定时到布命和洞洒巡视边界情况，顺便向大家报告战争实况。有村民说：“洞洒还算幸运，平孟和靖西那里就惨了，好多房子都被炸，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老家起码还在。”尽管洞洒没有受战火波及，不过基干民兵都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1979年3月10日，所有参加自卫反击战的民兵都得到中央慰问的一件纪念背心，同年5月，民兵又获得一系列的慰问品，包括一枚纪念章、一支圆珠笔、一条毛巾、一个搪瓷杯和两斤猪肉。除了两斤猪肉外，其余物品的重要意义在于传递国家对民兵在战争中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
置身于中越两国的边境冲突，此时的边民将国家与个人家庭融为一体，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便是保卫家庭的安全。紧张的局势促使边境地区受到严格管理，边民被组织内迁避战，民兵的任务亦较和平年代繁重了许多。在此之前，象征国家的符号已成为边民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家中的毛、赶集时别在衣服上的毛章、那布屯的派出所和军营等等都成为边民在脑海里勾勒国家形象时必不可少的部分。有些符号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亲切程度就像它们是村庄与生俱来的，如村民将毛贴在家中最神圣的位置。而有些符号尽管在生活里随处可见，但它们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却是权威的象征，如纪律严明的军队和管理治安的派出所。亲切感与权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交织。村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网络，村民在这张网的保护下能轻松的获得平静的生活，若这张网遭破坏，平静的生活亦会受到波及。基于这样的认识，村民竭力配合国家的安排，捍卫自己的生活。
1980年，洞洒屯一带的中越边境渐渐恢复平静。村民在上级的安排下结束了“洞居”的生活，回到洞洒屯。期待和平许久的边民都大呼：“终于能回家了！”因缺少人气，洞洒屯许多房屋都显得破败不堪，所幸的是村民留在家里的大件家具没有损坏，大家相互帮助，很快地恢复了乡村生活。同一时期，那坡县内陆村的房屋已是瓦片做顶的干栏建筑，而洞洒屯的房子仍是茅草做顶。
为改善边民生活，国家于1982年给每户按指标拨款，让大家将茅草顶换成瓦片顶。边民依靠勤劳智慧，努力发展家庭经济，逐渐赶上内陆村的发展步伐。不久之后，越南边民每天背着各式各样的野生药材到洞洒屯的小卖部卖，各个店主忙得不亦乐乎。边民表示，1980年代，洞洒屯的生活不如内陆村，但自从1990年代中越边贸合法以后，洞洒屯凭借地理优势发展边贸，在经济上已经赶超内陆村了。他们从集市或屯里的小卖部能购买到很多日常所需的商品，大到喷农药的装备，小到孩子吃的零食。
村民都说：谁都希望和平，和平是我们安稳生活的保障，国家明确界碑就为了保障和平，还是那句话，单凭边防部队和界碑石是不能发挥界碑作用的，我们住着，就等于是个“活界碑”。
